饮料、毒品、爵士乐、速度、“爱抚”,所有这些现代的刺激形式,都是我们活着的身体内部细胞的分解代谢而产生的感官效果,我们分裂自己的细胞,释放出一定的能量和随之而来的感官知觉。很自然,这是一种自杀过程,它同以往的没有什么差别:具有自我意识的自我(即精神)在攻击原体(即老亚当)。不同的是,今天的攻击是直接的。所有最放荡的波希米亚女郎和其他放纵自己的人都在直接地做着他们的清教徒祖先间接从事的工作:残害那“老亚当”之体,现在的欲望是直接的自杀。只需再走几大步,它就无异于战争造成的血腥大屠杀。
印第安人有勇气面对死亡的一切恐惧。他拥有一种静态的、不屈不挠的意志所具有的可怕的庄严。他有那么一种被压抑的高贵而惊人的美,一种孤立而不变的光辉,以及一种对运动的生命的静态抵制。结果怎么样呢?他对所有生命都麻木不仁。因此他需要折磨,需要痛苦来渗透他。他已经同进步无缘,所以,他只能在毁灭的缓慢和临死的痛苦中得到满足,他不知道安宁的完美,最终得出的只是死亡这个结局。
英国人而压倒一切的孤立和孤独感得到平衡。所以,布罗瓦博士用群体分析的方法代替了弗洛伊德的个人分析方法。根据弗洛伊德的方法,在争夺支配权的斗争中,病人的个性总是对抗精神分析家的个性。在群体方法中,反应分散在—群人之中,强烈的个人因素尽可能地排除在外。因为只有通过几个人或许多人互相之间的无形反应,你才可以得到松弛,打破“我和你”之间的紧张气氛和竞争。一般来说,两个人处在一起就难免会出现竞争。必须打破的是个人自我中心的绝对化。就我们自己来说,我们都是这种没有希望的渺小的绝对分子。如果我们十分敏感,我们就会感到痛苦,我们就会抱怨,于是我们就被称作精神病人。如果我们自鸣得意,我们就会欣赏自己渺小的绝对性。尽管我们会把它隐藏起来,装得十分谦卑和温顺,但在内心里,我们却认为自己是绝对的完美。没有人能比我们更好,这种情况被看作是正常状况。
在此之后,当世界人民最终克服了浑浑噩噩状态,不再把政府、民族、国与国之间关系、政治、民主、帝国等等理想化之后,当他们真正了解,他们的集体活动对他们的个人活动来说,仅仅是厨师、女仆而已,当他们最后冷静地按一个商行的真实面目来面对现实时,我们才可以实实在在地看到普通一般的人。
在惠特曼的诗里,真与假总是如此相似如此容易混淆,以致只剩下一些破碎的情感。我们当然拒绝崇拜他的一个伟大的幻想——平均主义。同时,当我们真正谈起本体时,我们不知道是否应该向唯一的个体——那个对于任何独立的人都是根本而独特的伟大秘密脱帽致礼,或者顶礼膜拜。还有那个完全错误地掩盖了所有真实本体的“一”。
在科学看来,这一切都是陈词滥调。科学已经在行进过程中认识到许多不可思议的东西。
在末日的海洋里,大多数人淹死了。但耶稣却变成了一条鱼,他拥有大洋的另一种意识,这意识就是我们一切人的神圣归宿。然后,他像一条鲑鱼,重新逆流而上,从源头创立学说。
在生命与宗教的关系中已经发生了逆转。这似乎有点不那么现实,就像奇迹那样不十分可信,但事实上,从根本上说,这种现象是很自然的,是我们的最高荣誉。我们知道,用我们的灵与肉的全部的力量来执行死亡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什么叫完成死亡的活动。我们已经把自己全部的灵与肉投入制造死亡的发动机、死亡机械和死亡发明物之中。我们想迫使任何人从事死亡活动。我们想在一个巨大的死亡合唱中包围世界,不让任何东西逃跑,我们充满了强迫性的疯狂,我们的坚固的意志已经同强迫、同死亡的巨大发动机协调一致了。
在世界的开端和末日之间出现了人。人既不是创世者又不是被创者。但他是创造的核心。一方面,他拥有产生一切创造物的根本未知数,另一方面,又拥有整个已创造的宇宙,甚至拥有那个有极限的精神世界。但在两者之间,人是十分独特的。人就是最完美的创造本身。
在他自我意识的甲胄中,他变得格外聪明、敏捷。凭他的大脑,他可以在情感之中闯荡,认识盔甲里进行,他们那未知的自我没有片刻暴露过。自始至终唯一的角色就是那已知的自我,自我意识中的自我,而人体内那神秘的迷宫中的黑暗自我却被裹在懦夫般压抑的盔甲之中,一动也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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